杜烨能 王 刚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 要］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战略需要，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在理论旨趣上，中国国家软实力以思想引领力为根本指引，以精神凝聚力为内在基础，以价值感召力为关键内核，以国际影响力为外在展现，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的现实结果。“十五五”时期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要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研究阐释以强化思想引领力，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巩固精神凝聚力，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叙事以提升价值感召力，不断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以提升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国家软实力 时代动因 理论旨趣 实践进路
国家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把“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1]作为“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七个方面的主要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我国的国家软实力也在不断提高，这不仅展现在文化层面，更体现在思想、精神、价值和国际影响等层面。“国家软实力”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拓展，具体表现为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和国际影响力。因此，科学把握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时代动因、理论旨趣及实践进路，持续提高我国的国家软实力，这对于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时代动因
国家软实力是衡量国家整体实力的重要指标，并对国际影响力产生重要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进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2]“十五五”时期，党中央把提高国家软实力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中统筹谋划，既源于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应对，也植根于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还是持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提供重要支撑。
1. 提高国家软实力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战略需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国家间竞争日益体现为整体实力的竞争，其中国家软实力的博弈愈发凸显。一是国际话语权争夺日趋激烈。在国际舆论格局中，西方话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国家炮制了诸如“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经济见顶论”等错误论调，阻碍我国正面形象的国际建构，由此造成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理解大多停留在经济发展成就层面，而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价值、发展理念的深层认同严重不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3]因此，提高国家软实力就成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扭转“挨骂”被动局面、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的迫切需求，更成为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二是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度调整。近年来，我国在经济发展、减贫脱贫、绿色转型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为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要把这些“中国主张”转化为“国际共识”，必须依托国家软实力的持续提高。一方面，全球治理的本质是价值共识的凝聚，需要通过文化传播增进各国对中国理念的认同；另一方面，全球治理效能依赖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而规则背后的逻辑需要文化正当性与价值感召力等的支撑。三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国际传播生态。在数智时代，“信息掌握的多寡成为国家软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4]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深入发展和广泛应用，既为国家软实力的提高提供了技术可能，也使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领域的斗争更加直接、复杂。在这一过程中，“既包括硬实力的斗争，也包括软实力的较量”，[5]唯有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才能在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中获得战略主动、赢得话语权。
2. 提高国家软实力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要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把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是当今国际政治的共识。与“硬实力”相比，“软实力”的真正影响力源自其非垄断性与广泛扩散性。[6]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内在要求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一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新期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在文化领域，体现为人民对更高质量、更加丰富、更具个性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迫切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国家软实力，创作更多优秀文化产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供给结构，直接回应人民对高品质精神生活的向往。这种回应不仅能使人民群众有更充实的文化获得感，更能通过文化的浸润滋养，增强全社会的精神凝聚力，让文化成为连接人心、凝聚共识的桥梁。二是巩固文化主体性与文化自信。提高国家软实力的过程，绝非简单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是立足于中华文明沃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和彰显，为民族复兴提供深厚的精神支撑。同样，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国家软实力的持续提高，最终要落脚在文化自信的内化与外化上，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三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文化发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也在于持续推进创新创造。当前，文化领域仍然存在体制机制束缚、市场活力不足、传播方式滞后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着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释放。提高国家软实力，必然要求破除文化体制机制障碍，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从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使文化创新源泉充分涌流，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强大的精神动能。
3. 提高国家软实力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体现了中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而国家软实力的建设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遵循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纵观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实现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科技等的崛起，而且伴随着文化的繁荣和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只有同步提升硬实力与软实力，才能避免落入现代化过程中“物质丰裕、精神贫乏”的陷阱，实现社会的整体全面进步。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立足中国历史传统与发展实际，需要“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7]二是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质。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即“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8]通过国家软实力的提高，为物质文明发展提供价值引领、精神动力和文化滋养，使现代化成果更具人文温度与历史厚度。三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建议》指出：“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9]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实现民族精神的高度凝聚、文化自信的充分彰显、社会创造活力的竞相迸发、中华文化国际感召力的稳步提升等。国家软实力是国家整体实力中更为深沉、持久的力量，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成色与世界意义。没有高度发达的国家软实力，就无法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魅力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贡献，也难以在国际上赢得真正的尊重与话语权。
4. 提高国家软实力是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撑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延续至今的文明，其蕴含的智慧与价值亟待让世界更好地读懂。提高国家软实力，不仅可以彰显中华文明的世界价值，而且可以推动中华文明传承创新、参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一是突破中华文明传播叙事困境。美国学者亨廷顿曾声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10]可见，国际舆论场仍存在对中华文明的误读与偏见，“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传播难题也尚未完全破解。提高国家软实力能够构建更具说服力的中国话语体系，通过阐释“和而不同”、“天下大同”、“各美其美”等中华文明精髓，可以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壁垒。二是彰显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这些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提高国家软实力，能够通过现代话语和有效载体，将这些特性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文化产品与价值理念，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当代活力，消除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隔阂。三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责任担当。在人类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的当下，“文明隔阂论”、“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的阴霾尚未消散，迫切需要各种文明以交流超越隔阂、以互鉴超越冲突、以包容超越优越。强大的国家软实力使中华文明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全球文明对话，通过“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全球文明倡议实践等渠道，“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11]让世界看到中华文明不是“他者”威胁，而是共同发展的文明伙伴。
以上这四重动因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动因。
二、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理论旨趣
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不仅具有深刻的时代动因，还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国家软实力既与国家硬实力相对，又与西方的“软实力”概念相关。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曾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资源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12]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是基于西方中心论提出的概念，它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之上，是为回应“美国衰败论”、紧扣美国如何“注定领导世界”这一基点而提出的。[13]与西方“软实力”概念强化大国之间竞争的“潜意识”不同，我们所说的“国家软实力”，它不是文化渗透、意识形态渗透，而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的现实结果。具体体现为：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等。可见，《建议》提出的“国家软实力”概念，是立足中国实际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鲜明体现。《建议》对标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14]因此，持续提高中国的国家软实力，要以思想引领力锚定发展航向、以精神凝聚力筑牢认同根基、以价值感召力塑造道义内核、以国际影响力拓展文明空间。
1. 国家软实力以思想引领力为根本指引
思想是文化的灵魂、价值的根基，能为国家软实力提供理论支撑与方向引领。唯有以先进思想凝聚内外共识、塑造认同，才能让文化、制度等优势转化为打动人心的力量，在国际竞争中掌握话语主动权。因此，国家软实力以思想引领力为根本指引。一是理论创新引领力。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科学回应时代之问、解答实践课题，将社会意识凝聚为共同的价值遵循。“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主体性”、“文明交流互鉴”等理论成果不仅为国家战略提供学理支撑，更通过广泛传播，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行动自觉，为国家发展锚定方向，确保各项事业始终围绕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中心任务持续推进。二是自主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力。面对西方话语霸权，中国通过对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学理化阐释，提炼出“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精神的概念范畴，形成既能解释中国实践又能对话世界的叙事体系。这种自主性不仅打破了“言必称西方”的认知依赖，更从根本上确立了提高国家软实力的思想主体性，使中国声音在国际场域具备独立的价值判断标准。三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阐释与引导能力。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思想引领力能够有效回应如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生态问题等深层次矛盾，通过创新理论弥合分歧、稳定预期，巩固主流思想舆论阵地。“软实力的维度已不只是国际，而是兼顾国际国内。”[15]正是思想层面的引领，为国家软实力的其他方面提供了科学指引，确保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与国际影响力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展开。
2. 国家软实力以精神凝聚力为内在基础
精神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纽带，能将个体意志升华为集体信念，形成无坚不摧的向心合力。这种凝聚力既夯实了内部团结的根基，又通过共同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共鸣，让文化、理念等国家软实力要素更具穿透力与说服力，成为对外吸引力的源头活水。“中华民族凝聚力是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内发挥作用的重要载体”，[16]因此，国家软实力以精神凝聚力为内在基础。一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凝聚力。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以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熔铸起全体人民的共同精神追求和精神支柱。它贯穿历史与现实，为不同群体提供了超越差异的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将个体力量汇聚成推动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从而为推动国家软实力的提高提供了最深沉、最持久的内在精神纽带。二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革命文化的传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创新，共同构成了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从“天下大同”的理想到“家国同构”的情怀，从伟大建党精神到脱贫攻坚精神……这些文化基因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更通过教育、习俗、艺术等载体融入日常生活，奠定了中国人民共同的思想根基，使个体在文化浸润中自然生发出对国家和民族的归属感。三是中华民族共同奋斗的整合力。通过健全激励机制与营造包容的社会环境，鼓励人民参与文化创造与强国实践，使个体奋斗与国家目标同频共振。这种整合力的形成，本质上是精神凝聚力的动态呈现。当个体从民族认同中获得精神滋养，便会主动地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进程中，为国家软实力的对外释放提供坚实的心理基础与行动合力。
3. 国家软实力以价值感召力为关键内核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与精神的凝结，承载着国家与民族的理想追求，能跨越差异直抵人心深处，是文化、理念等要素产生吸引力的内核。倘若没有价值观的感召，国家软实力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难以形成持久影响。基于此，国家软实力以价值感召力为关键内核。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感召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深植于五千多年文明积淀，承载着对和谐秩序、人文关怀、道德理想的永恒追求，其蕴含的共通价值能跨越文化差异引发深层共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并非僵化的古训，而是通过创造性阐释融入当代精神建构，使国家软实力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时代的生命力，让外界在感受中华文明独特魅力的同时，认同其中蕴含的共同价值追求。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层面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层面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层面价值准则，融入国民教育、社会生活与法治建设全过程，使之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这种融入不是强行灌输，而是通过日常实践的渗透，凝聚起最大的价值公约数，使不同群体在价值认同中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合力。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感召力。“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价值，既是中国发展的价值目标，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追求。中国提高国家软实力不是为了扩张或称霸，更多的是为了改善自身形象，以纠正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17]中国通过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意识形态与制度差异，寻求不同文明间的价值共鸣，从道义高度赢得国际认同，使中国价值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4. 国家软实力以国际影响力为外在展现
内在的思想、精神、价值等要素需要通过国际社会的认知、认同与互动才能彰显实效，国际影响力正是这种“内聚”向“外溢”转化的直接体现。它是检验国家文化、价值、理念等能否跨越国界、赢得共鸣的重要标尺，更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外在呈现。一是国际议程设置与规则制定能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议题，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等，并推动形成相应的国际规则与标准。这种能力既为世界提出具有前瞻性的中国方案，也通过自身发展推动全球发展，有助于共创普惠平衡、协调包容、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获得国际社会的响应与支持。二是国际传播能力。与国家形象相关的民意调查数据经常被作为衡量国家软实力的指标。[18]我国国际传播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采编能力等均得到了有力提升，能够更好展现中国主张的实践成效，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三是文化原创能力和吸引力。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华文化的原创产品走向世界，让世界感知中华文化的亲和力，提升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国际社会日益将中国描述为“酷”的国家。从TikTok、小红书到Labubu，从《黑神话：悟空》游戏到《哪吒2》电影，中国的消费文化和审美表达正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影响力。如今，海外媒体的中国报道开始使用“a cultural trendsetter（文化潮流引领者）”、“China’s different（中国不一样）”、“authentic confidence（真实的自信）”等词汇。[19]可见，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已深入全球公众认知与社会文化等层面，展现出强大的文明吸引力。
三、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实践进路
《2025年全球软实力指数》显示，中国在全球软实力排名中已位居世界第二，[20]但仍有进一步持续提高的空间。“十五五”时期，我国要继续以高质量发展夯实硬实力基础，为国家软实力的持续提高优化发展环境。一般来说，软实力对硬实力具有“倍增效应”，如路线方针政策的国际认同度提高，可以降低国际合作成本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高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21]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把国家软实力建设深度融入国家发展全局，以系统思维激活其内生动力。具体来说，要以思想旗帜定向领航，筑牢共同奋斗的精神基石，构建融通中外的价值叙事，不断完善国际传播机制，形成持续提高国家软实力的实践进路。
1. 强化思想引领力：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研究阐释
强化思想引领力，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一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十五五”时期，我国处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面临有效需求不足、新旧动能转换、人口结构变化、世界变乱交织、大国博弈激烈等国内外复杂课题。坚持“第一个结合”，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时代脉搏，聚焦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这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22]因此，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矛盾、破解难题，形成具有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成果。这种结合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简单叠加，而是在新时代实践中形成党的创新理论，并在新的实践中检验理论、升华理论，让马克思主义始终扎根中国大地。二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第二个结合”是真理力量与文化基因的深度融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23]推进“第二个结合”，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的思想元素，通过创造性阐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化沃土中创新发展，形成兼具真理光辉和民族气派的理论形态。这不仅能增强理论的亲和力与认同感，更能让思想引领力获得深层次的文化支撑，实现“以理服人”与“以文化人”的统一，进而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三是加强对党的创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通过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实践经验转化为系统学说，进一步彰显思想的科学性与引领力。党的理论创新源于实践探索，但需要通过严谨的学术建构实现从“经验感知”到“理性认知”的跃升。一方面，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对涉及国内外发展的重大命题进行学理界定，阐明其理论渊源、实践基础和世界意义，避免落入西方话语陷阱；另一方面，要强化理论研究的系统性，依托高校、智库、学术期刊等平台，围绕党的创新理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实践要求等开展跨学科研究，形成逻辑严密、层次清晰的自主知识体系。同时，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要兼顾理论深度与传播效度，通过编写权威教材、推出通俗读物、打造数字产品等方式，使党的创新理论内化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思想基础。
2. 巩固精神凝聚力：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通过坚守思想阵地、壮大主流声音、赓续精神血脉，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精神基础，为国家发展汇聚精神动能。一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作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真理，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在实践中，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学习宣传贯彻，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这要求我们既要旗帜鲜明地批判各种错误思潮，又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使全体人民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二是巩固壮大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阵地。主流思想舆论阵地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是凝聚社会共识、汇聚精神力量的主渠道。“软实力是对各种资源的整合，单独要素无法独立支撑起一个国家的软实力。”[24]除了文化、价值观以外，科技、治理等元素在国家软实力评估中的比重日益凸显。因此，要高度重视网络阵地的建设与管理，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通过精准设置议题、有效引导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使主流思想舆论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在潜移默化中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三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要把深入宣传阐释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长期任务，特别是要生动展现中国共产党人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铸就的精神谱系。这要求弘扬中国精神时做到“三个融入”，即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从娃娃抓起，通过课程设置、主题活动、社会实践等形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融入文艺创作生产，鼓励推出更多讴歌英雄、礼赞奋斗、反映时代新气象的精品力作，用艺术的力量温润心灵、启迪心智；融入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选树时代楷模、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营造崇尚英雄、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通过全方位、浸润式的宣传教育，使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成为鼓舞斗志、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为提高国家软实力注入深沉而持久的精神滋养。
3. 提升价值感召力：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叙事
立足文化根脉、制度实践与人类共同追求，通过创造性转化、制度化融入与国际化表达，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价值叙事，不断提升可感可知的价值感召力。一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感召力，本质在于其跨越时空的共通智慧与当代适应性。这需要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指引，深刻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契合性，提炼契合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这种转型不是简单复古，而是通过学术阐释、文艺创作、教育浸润等途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观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感召力，既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又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华传统价值资源。二是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2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社会治理、日常管理体现价值导向，实现从理念到行动的转化，使其成为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例如，通过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范等载体，使“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成为群众的自觉行为。只有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融入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使人民群众在遵守规则中自觉内化，实现价值认同，才能使国家软实力获得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三是倡导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感召力，关键在于以“中国叙事”诠释“人类共识”，打破西方叙事垄断。这需要立足中国脱贫攻坚、维和行动等成功实践，用事实论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实生命力。重点在于打造融通中外的叙事体系：一方面，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世界听得懂的话语，讲清楚中国道路背后的中国逻辑；另一方面，以案例故事替代理论说教，既要彰显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又要使价值感召力突破意识形态壁垒，让国际社会在具体情境中感知中国价值的道义高度。
4. 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国际传播效能
通过格局优化、人才筑基、技术赋能，不断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使中国故事传得更开、更广、更深入，持续增强国际影响力。一是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升我国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对外宣传。”[26]这就要加快完善由中央、地方、媒体、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深化各地国际传播中心建设。比如，中央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统筹重大主题传播；地方要结合区位优势优化特色传播的内容与方式；新媒体要发挥创新优势生产优质内容；等等。要加强区域国别研究，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利益关切的受众，定制分众化的传播方案，实现精准化、分众化传播，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同时，要鼓励非官方交流平台建设，通过智库对话、青年互访、媒体合作等渠道，让国际社会在双向互动中感知真实中国。通过打破“我说你听”的单向模式，实现“共情共鸣”的深层连接。二是加强国际传播人才队伍培养。人才是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根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27]要着力培养一批深谙中华文化精髓、掌握国际传播规律、擅长文化创意表达的优秀传播人才。在培养路径上，推动高校加强国际传播与区域研究的交叉学科建设，建立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和海外研修一体化的育人机制；鼓励媒体、企业与高校共建实习基地，让传播人才在真实的传播场景中积累经验；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表彰优秀传播案例与先进个人，营造“敢讲、善讲、讲好”的氛围，为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传播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三是创新传播载体与技术应用。一方面，拓展国际传播的优质文化载体。鼓励和支持更多文化企业、文化产品、文化平台等走向世界，让中华文化以“轻量化”、“沉浸式”方式融入海外日常生活，使其成为国际传播的天然载体，在润物无声中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另一方面，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技术赋能国际传播。比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海外受众偏好实现精准推送，利用元宇宙打造虚拟文化展厅增强体验感，借助智能翻译打破语言壁垒。以视听传播为路径的国家软实力建构策略其实是一项融合产业布局、内容规划和政策支持的“系统工程”。[28]因此，要持续推动产业布局、内容规划、政策支持等协同发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