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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理念创新是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思想前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理念嬗变至少需要关涉三个层面:针对意识形态存在样态的“非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 “庸俗化的经济意识形态” “非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谬误,提出应以坚持党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人本性的经济意识形态、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存在样态;针对中国意识形态功能内涵的窄化和割裂化谬误,提出其内涵扩容与优化应由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的割裂变为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的有机统一,由认识功能与建构功能的割裂变为认知功能与实践功能的有机统一;针对中国意识形态功能定位的依附性、服务性和策略性优先的误读,提出应以主导性、引领性、战略性功能优先,实现战略功能与策略功能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意识形态功能  政治意识形态  理念嬗变

作者简介:张志丹(1974-),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暨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  210023)

从意识形态功能提升视角切入是研究意识形态问题、推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新视域。提升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功能,需要在社会结构包含的各种复杂主客观因素所编织的可能性空间中,反复进行研究、选择、探索和实践。党的十八以来,我们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巩固了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围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意识形态建设,使意识形态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高度、步入了新阶段,充分彰显了主流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的整体改革创新。当下,进一步提升意识形态功能,第一要务是清扫思想地基,破除意识形态功能提升中存在的诸多“认识迷思”,革故鼎新,“刷新”并系统创变理念,为意识形态功能提升铺平前行的道路,否则,实现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预定目标势必如同海市蜃楼一般虚无缥缈。在此,我们从三个层面来阐述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新理念。

一、意识形态存在样态的立体创新

可以说,随时而变的国际背景、基本国情和重大实践问题,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随势而创变的现实根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呼应,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样态已经发生了立体创变,大力破除过去主流意识形态被扭曲的“非政治化” “庸俗化” “去人民性”的话语谬误,这就不仅为意识形态功能提升奠定了基础,而且值得未来进一步接续和发扬。

对于何谓意识形态问题的解答,如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莫衷一是。但归根结底,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一定阶级或者社会集团所具有的总体性的“阶级意识” [1]。意识形态功能需要通过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挥出来。一个社会大致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领域,所以,相应地就有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存在于三个领域。三种存在样态是辩证统一的,不是绝缘割裂的。

1.从“非政治化”的政治意识形态转换到坚持党性的政治意识形态

列宁认为:“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2]不难看出,政治问题非常重要,能否从政治上看问题,是一个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志。今天,如何坚持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如何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就转化为了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历史主体地位受到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巨大冲击,所有的西方错误思潮,其要害是否定党的领导。党内外都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不问政治” “淡化政治” “去政治化”的倾向,危及共产党执政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导致党组织缺乏应有的战斗力,思想理论模糊混乱,在重大争论和舆情面前态度暧昧、是非不分。因此,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关键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当代性。

当下和未来我们坚持具有党性的政治意识形态,需要继承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围绕三个重大政治问题,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创新[3]

一是自觉维护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政权意识和执政意识。这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核心问题,自觉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维护政权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也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在当代的新诠释。因此,当代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同时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统一。因为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无从谈起。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意识与服务人民的宗旨意识的统一。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在当代的新诠释。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经济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说,坚持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与历史发展规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我们不能脱离人民,而要以人民为中心、服务人民,引导人民不断前进,要坚持依靠人民与服务人民相结合,给人民物质利益与教育领导人民相结合,防范民粹主义和“大民主”的危险倾向。

三是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理想信念的缺失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密切相关”[4],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不可或缺。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在当代中国不是虚无缥缈的说辞,而是具有现实性的行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共产主义理想是我们战略定力的思想源泉。邓小平曾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可见,有了共产主义理想,就有了前进的战略定力,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就能够排除各种干扰,克服万难。其二,共产主义理想是战略思维的思想浓缩。有了共产主义理想,就有了战略思维的能力,就能从战略高度研究、破解问题;有了理想信念,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激情,阻挡不了我们迈向全新领域的脚步。可见,共产主义理想好比过河的桥,登山的梯子。丢掉了理想信念,就如同攀高丢梯、过河拆桥。

2.从“以物为本”的庸俗经济意识形态转换到“以人为本”的经济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跃成为优先性、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也导致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所发现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正当19世纪的意识形态和思想争论已经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正在崛起的亚非国家却正在形成着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以满足本国人民的不同需要。这些意识形态就是工业化、现代化、泛阿拉伯主义、有色人种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6]本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操作性意识形态上的重大战略调整是党和国家在经历“失去的十年”的惨痛教训之后,痛定思痛、应对时代形势和国家发展之需的正确抉择,可是,当它在实践中异化而成为“经济建设独大” “经济的无条件的优先性和宰制性”的庸俗而功利性的社会意识时兴之后,经济发展偏离健康轨道呈现出某种因果性。意识形态的“统领” “指导” “引领”畸变为“屈从” “依附” “服务”,不仅标志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部分失效”,其内部可能充满紧张甚至发生断裂,而且,经济建设的内在张力也油尽灯枯,经济变为失去价值牵引的跛足而行的“野蛮增长”和GDP崇拜的粗俗经济观念。很显然,庸俗化、物化、异化的“野蛮经济”的经济意识,不仅与人的本质和自我发展完善的需求大异其趣,同时也与当下中国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实现中国梦的要求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当然,经济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但是,为经济而经济,认为经济在量上的迅猛扩张就能 “一俊遮百丑冶”,则是一种片面性。

但无须为此悲观失望,因为现实也具有“自反性”。时代性、创新性、包容性、渗透性的“人本”意识形态,浓墨重彩地在当代中国出场具有某种内在的客观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人本”意识形态已经充分彰显出来就是证明。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存在制度根据、学理根据、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首先,制度根据,即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如此,否则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枉称“社会主义”。美国著名学者海尔布隆纳说:“社会主义社会在设法通过培养普遍的社会意识来克服资产阶级生活的异化和分裂时,也必须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它的文化。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精神气质很可能是‘神圣的’而不是‘渎神的’,是道义上负责的而不是讲道德的,是有很高的精神境界而不是只讲实际功利的。功利主义的打算将让位于对个人责任的考虑。社会主义社会必将与资本主义社会截然不同,资产阶级社会只讲求个人名利,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以心怀集体为荣。”[7]其次,学理根据。就是说,人民为本的价值观,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群众观点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理论的必然结论。再次,历史根据。即人民为本的价值观,反映了深刻的中外优秀历史文化的渊源。诚如习近平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8]最后,现实根据。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时代性。时代主题的变迁以及人的发展,要求价值观必须同频共振,调整嬗变。当今时代“尊重人、保护人、实现人”成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只有顺乎时势,应时而为,真切反映民意、实现民利,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意识形态才能激发人们的内心情感共鸣,赢得人民的认同与支持。

3.从“去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转换到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

多年来,“去人民性” “反人民化”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文化领域的流行风,逆流涌动、肆虐已久,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受到很大的挤压。曾几何时,宫廷文化、黄色文化、黑色文化、猎奇文化、八卦文化等非常流行,“庸俗、低俗、媚俗”等三俗文化大行其道,到处蔓延,明目张胆地否定“革命”和“阶级斗争”,拒斥“阶级”“人民”“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话语。然而,喧嚣躁动、无奇不有的文化一旦失去了先进性、人民性,也就削平了高度、丧失了魅力、失去了自信,吊诡性地变为“没有文化的文化” “荒漠化的文化”。因此,重视文化意识形态建设,充分发挥意识形态对于文化继承、文化发展创新的批判、发现、引领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为了应对上述问题,多年来我们党一直在努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的前提下,更加突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整合功能,发挥其在多样化文化中的“主旋律”作用,发挥文化铸魂、文化指导、文化批判、文化整合创新等功能,从而彰显文化意识形态的人民性,提升“四个自信”中处于“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地位的文化自信(习近平语)。“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指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守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大力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载体、形式、话语等的创新,以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差异化的物质文化需求。坚持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需要将原则性、先进性与灵活性、现实性有机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意识形态建设正是这样做的。今后坚持文化意识形态的创新,需要做到三点:首先,文化意识形态内容的创新必须坚持“人民性”,遵循“人民至上”,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只有做到立场正确、原则明确,扎根群众、服务群众、依靠群众,文化意识形态才能具有生命力,行稳致远。其次,结合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形势,大力推进文化意识形态的形式和话语创新,以大众文化承载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渗透功能和整合功能,体现文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形式。最后,大力推进文化意识形态的传播创新,利用新媒体、自媒体、微博、微信等平台来体现、传播、创新意识形态的文化样态,从而达到以“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隐性逻辑实现“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的显性目的。

二、意识形态功能的内涵扩容与优化

针对改革开放时代对于意识形态功能的内涵处理当中存在的重点不明、思路不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改革,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内涵不断扩容与优化,实现了两大历史性突破,即由意识形态政治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割裂变为政治功能与其他功能的有机统一、由意识形态认识功能与建构功能的割裂走向认知功能与实践功能的有机统一,并取得了历史成就。在此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防止发生不应有的偏误,这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中应该厘清并进一步坚持的。

1.由意识形态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的割裂变为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的有机统一

由于意识形态的渗透性与社会生活的多维度交集,意识形态自然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多重功能。意识形态功能应该是以政治功能为内核的多样化的综合功能,并保持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两类功能之间的合理张力。然而,检省过去对意识形态功能内涵的理解,其中存在双重的偏误: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普遍性”降低为其政治功能的“特殊性”,即仅仅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普遍性”理解为我国社会实践中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对象化部分,因而导致把“普遍”窄化为“特殊”;另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功能的现实对象化的“特殊性”上升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普遍性”,即认为政治功能的现实对象化的“特殊性”应该“普遍化”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之中。由此,意识形态功能往往被窄化为狭隘的政治功能,其他功能几乎统统成为政治功能的简单复制品。譬如说,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经济领域的“抓革命、促生产”以及文化领域的艺术标准与政治标准的简单混同。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传统意识形态发挥的功能相对较为单一,主要彰显的是狭隘的政治功能至上主义。与此同时,另一种偏向是没有始终捍卫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甚至在完全抛弃政治功能的前提下去谈其他功能的发挥,步入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迷途。从方法论上看,两种偏向不是不懂两点论,就是不懂重点论,统统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坑。因此,在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正本清源,回归本真,需要由政治功能的“一”,扩展为在坚守政治功能内核前提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功能的“多”,进而提振中国意识形态的战略功能,彰显文化自信。“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强调意识形态功能的多样化转变,并不意味着否定它的政治性功能,而是要对过分强调政治性功能的矫正,做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不管是政治功能、经济功能还是文化功能,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在于社会主义的导向。”[9]不难看出,这里的“社会主义的导向”,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及其体现。

说到底,意识形态是服务于国家统治和阶级意志的需要,因而必定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具体可分为经济功能、政治功能与文化功能,经济功能与文化功能归根结底是在执行政治功能,因为意识形态如何发挥社会功能完全服从于政治上的需要。明乎此,是研究中国意识形态功能内涵的关键点。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合法性辩护、维护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的特质,去谈其综合功能的发挥,无异于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很容易走向“非意识形态化”,丧失主流意识形态的应有话语权。在当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乱局和挑战面前尤其如此。在当今意识形态领域,多元文化和多样化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东西激荡、此起彼伏,其中不乏存在否定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错误思潮,这些社会思潮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可想而知。如果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特质,所谓“包容” “引领”无从谈起,走向“非意识形态化”,文化阵地必然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占领就具有一定的逻辑必然性。总之,发挥意识形态整体功能和综合功能,始终在坚守政治功能内核的前提下,维持政治功能与非政治功能的有机统一,这是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辩证法。

2.由意识形态认识功能与建构功能的割裂走向认知功能与实践功能的有机统一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只是虚假的辩护体系,提供了美化世界的理想途径,因而只需重视意识形态的认识(批判或辩护)功能;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对与错” “虚假与真实”无关紧要,关键看实践效果。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的认识功能与实践功能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辩证统一。认识功能是实践功能的基础,实践功能是认识功能的归宿。前者指导、约束后者,后者体现、检验、发展前者。意识形态自产生之日即具有重建社会、改造现实的实践意义,它显然有自己的独特的知识论,有着自己对社会历史的一套理解和解释。华尔泽认为:“意识形态的第一个功能是提供认知的结构——亦即观念的公式,人即以此来认知、了解与解释这个世界。”[10]哈贝马斯也说道,意识形态“以现代科学的外貌出现,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获得正当性,从而取代了权力的传统合法性。意识形态和对意识形态的批评同时产生”[11]。实际上,任何意识形态均无一例外地有其认识功能,涵盖批判和辩护两大功能。批判辩护功能是为了“揭人所短,扬己所长”。批判与辩护、解构与建构是任何意识形态发挥实践作用的两个方面,离开了这种功能,意识形态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意义。

然而,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或认识的职能)。”[12]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的主要任务不是“认知”而是“再生产”,因此研究意识形态主要不是去追问它是不是对现实世界的正确反映,而是意识形态通过国家机器发挥的物质实践性以及主体通过哪些程序被建构在意识形态中而成为它的产物,即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优先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观点只是说明了那些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最多只是重视解释,只是通过解释世界的方式来代替改变世界,它们是“为了解释而解释”,它们尽管有“‘震撼世界的’词句”,“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13],因而存在本质上的“劣根性”。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4]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是统一的,尽管不同节点不同时段会有所侧重。换言之,意识形态认识功能是政治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前提,没有对于世界与社会的整体洞明,没有对于历史规律的通透把握,政治合法化从根本上来说无从谈起。即使硬性维护政治合法化总是感觉底气不足,畏畏缩缩。所以我们说,共产党说到底是要靠真理吃饭,利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维护政治合法性,获得思想上精神上的独立性,摆脱旧意识形态的奴役和束缚,告别自己思想上的“婴儿状态”,从而掌握思想领导权,占领历史的制高点。

当前,与改革开放近40年的风雨历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我们在如何对其给予马克思主义的透彻理论说明,如何对中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实践经验给予充分的理论概括、总结与提升方面步伐缓慢,收效甚微,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精品力作凤毛麟角。因此,当下思想理论建设的任务非常繁重,发挥意识形态认识功能的任务仍然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不搞好这项工作,意识形态实践功能的发挥必然会大打折扣。为此,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综合性复调性认识功能,如解释性认识功能,反思性认识功能,引领性认识功能,规范性认识功能,超前性认识功能,等。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的政治合法化、规范生产与提高经济绩效、社会整合与主体建构等实践功能的发挥,问题并不比认识功能少。只有直面问题、把握问题,对意识形态的综合功能进行科学地扩容和优化,才能充分彰显意识形态改变世界的实践功能。首先,在政治合法化维护功能方面,多有机械地、任意地发挥该功能之处。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复杂背景下,需要对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传播规律以及受众认同规律等重要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其次,在规范生产与提高经济绩效功能方面,要么存在离开经济建设搞意识形态建设,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认识误区,要么存在离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建设去搞经济建设的认识误区。事实上,认为市场逻辑与道德逻辑、意识形态逻辑形同冰炭、“不共戴天”,恐怕是有失偏颇的。现实实践中诸如“私有化” “自由化”和“市场化”越位的挑战,所造成的野蛮增长的“路径依赖”,尔虞我诈、不义而取的搅局等,清楚地表明了主流意识形态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尚在路上。最后,在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与主体建构功能上,存在把两者割裂开来的形而上观点。两者功能需要统筹兼顾,一起部署,同步推进。主体建构与社会整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于当代中国利益多元化、差异化,思想文化的多元多样多变的现实。只有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和主体建构的功能,才能凝心聚力,实现社会整合和人的现代化,推动国家战略目标的梦想成真。

针对上述突出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工作突出了问题导向,强调研究和解决关系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把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和认识功能统一起来,系统发挥和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综合功能,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效,但是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差距不小,仍然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三、意识形态功能的科学定位

长期以来,实际生活中意识形态战略功能被忽视或者弱化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诸如“意识形态工作次要论” “意识形态建设附属论” “去意识形态化论”,以及“意识形态淡化论”等等认识迷思。诸如此类的论调,不是将意识形态功能作为附属性的,就是认为它是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偏误不加以控制,而放任自流,很可能将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向歧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把意识形态功能的性质定位从依附性、服务性、对策性的功能优先,转化为主导性、引领性、战略性功能优先,进而实现战略功能与策略功能的有机结合,防止发生偏误,从而取得了巨大成效,令人欣慰。

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意识形态应该以战略性的功能为优先和根本,而不能将这种功能仅仅理解和定位为策略性的功能或策略性功能优先?概言之,学理根据主要有四:

1.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具有强大的反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的思想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诸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此论是从归根结底意义上来说的,由此解读不出经济基础、社会存在才是积极的能动性因素,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只能是消极的受动性的“惰性”因素。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对于两者关系的回答,不仅有归根结底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被(经济)决定论,而且也有能动性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反作用论,甚至有条件论意义上的,即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论,胡锦涛指出: “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15]进言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能动的相互决定,而非机械的单向决定论,也非无条件的相互决定论。质言之,科学的和先进的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可以起到积极能动促进作用的牵引性甚至是主导性因素。苏联哲学家斯比尔金曾指出:“意识形态不是对现存思想趋势的消极研究,而是战略和策略体系。”[1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说到底是对中国的立党立国和社会治理具有战略意义的真理和价值体系。这是认为意识形态应以战略功能优先的最为基础性的哲学学理根据。

2.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权理论关于思想领导权是第一领导权的观点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意识形态工作就是思想工作,即管思想、管灵魂的“思想统治”工作。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有了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试想,如果思想一乱,就被“洗脑失魂”,所有其他工作势必偏离正确航向,乱作一团。而且,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广谱工作”,涉及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是管全局、管总体、管长远的工作,影响更大,不容小觑。诚如毛泽东指出的,“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7]因此,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注重从提升意识形态功能的视角来强化优化意识形态工作,从战略高度擘画和定位意识形态建设。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创性地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方法、特点、原则、措施和重要性,丰富了我们党提升意识形态功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挑战、新问题,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挑战,邓小平同样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科学定位意识形态建设、战略提升意识形态功能。他认为,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需要加强和优化,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些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提法、新论断、新思想。之后,我国同样视意识形态工作为立党立国之本,不断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的系统部署和前瞻性研究表明,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提升意识形态功能十分迫切,刻不容缓、刻不容软,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充分体现了思想领导权是第一领导权的论断,同时也再次有力证明了意识形态具有“当仁不让”的战略功能,任何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想法或行为都是错误的,危险的。

3.马克思主义关于战略决定策略,策略反作用于战略的思想

这是我国意识形态提升战略功能优先的又一重要的学理根据。这里首先从词语发生学谈起。何谓对策(策略)和战略?毛泽东认为,战争之中战略是管全局、大事、总体的,而战术(策略)是管局部、个体的,前者一般来说决定后者。毛泽东认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看见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18]无独有偶,习近平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19]推而论之,定位和提升意识形态的战略功能尤为重要,具有显性的价值优先性,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另一方面,战术并非没有用,没有战术,战略就落不了地。有些时候,关键性战术也起着决定性作用,可以发挥“改变战局”“扭转乾坤”的巨大威力。毛泽东写道:“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20]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策略服从于战略原则,使策略、手段、权谋一般只能属于从属的、辅助的、权宜的性质,有些时候也要注意战术,发挥其在关键节点的决定性作用。对于意识形态功能提升来说亦复如此。

4.意识形态战略功能的弱化与全球软实力竞争态势不相适应的社会现实

这是提出意识形态战略功能优先的社会实践根据。国际竞争已经越来越多地走向以硬实力为后盾的软实力竞争的态势,西方加紧对我国进行“心战攻势”,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从实践来看,无论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大业奠基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功能得以彰显,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但是,应该冷静地看到,现实中的确尚存大量的“一手硬一手软” “该软的不软,该硬的不硬”的情况,意识形态功能被弱化、淡化和边缘化的情况比比皆是。诸如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和建设等诸多方面还显得比较薄弱、体制机制比较僵化滞后,西方的攻心战发动的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严重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思潮以及信息化网络化新媒体化对我国意识形态战略功能发挥构成严峻的挑战[21]。不仅如此,以往对于意识形态的依附性、服务性、对策性的功能定位,很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建设的“形式化” “工具化” “过场化”,甚至一度使意识形态建设误入歧途,偏离正确的方向。诚然,我们党对意识形态战略功能的基本定位较为清晰,但是,实践中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本体、意识形态掌控主体以及意识形态的建设载体、交流平台和体制机制等问题,往往导致意识形态战略功能的落实难乎其难、走样变形,难以如愿。

事实上,意识形态的战略功能优先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策略功能无关紧要,实现战略功能可以离开策略功能,更不意味着意识形态功能发挥可以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疏离相绝缘,可以另起炉灶,孤立开展。是故,由依附性、服务性、对策性功能优先转型提升为主导性、引领性、战略性功能优先,意在由后者掌控前者,前者与后者有机结合、辩证统一。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

总之,样态创新是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前提和基础,内容扩容是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关键,性质定位是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保障。前者决定着后两者的性质和方向,后两者反作用于前者。三者整体创变、协同推进,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功能提升的必然要求。当代中国,唯有构建契合时代、深接地气、反映社情民意的意识形态及其功能发挥体系,才能为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保驾护航”,并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追梦圆梦不断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

 

参考文献:

[1]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2]陈曙光:《论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及演化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0期。

[3]姜迎春:《论“四个全面”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在关联》,《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4]许志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原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1期。



[1] 张志丹:《阶级意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精神实质》,《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2] 《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8页。

[3] 参见侯惠勤:《五大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历史性进展》,《光明日报》2017年9月27日。

[4] 侯惠勤:《理想信念的坚定与哲学话语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5]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6] [美]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62-463页。

[7] [美]R. L. 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易克信、杜章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所,1982年,第165页。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70-171页。

[9] 马耀鹏:《制度与路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历史与现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4页。

[10] [美]恩格尔等:《意识形态与现代政治》,张明贵译,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第18页。

[11] [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12] [法]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0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页。

[15]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83-484页。

[16] [苏]A.T.斯比尔金:《哲学原理》,徐小英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年,第472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19]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5页。

[21] 赵欢春:《论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当代挑战》,《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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